近日，《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围绕组织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加强政策调整等6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值得关注与期待。
很多人认为，大城市生育率低，不可能指望大城市的中产阶级生育。最顶层的阶层人数少，对于生育率也没有太大影响，所以，政策只需要影响到中产以下的就可以，不必管大城市中产的愿望。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观念对行为的作用。
生物繁衍的规律决定了，生存资源一定是向下一代倾斜的，所以，不管怎么计算，在经济上都不可能是划算的。
人类之所以愿意生育，乃至本能推动，就如同卢梭所说：做父母的辛苦，是被做父母的快乐所回报的。这种本能，在历史中变为文化、变为观念。所以，生育行为，它不是算经济账推动的，而是观念推动。所以，当务之急是，重振生育观念与生育文化。其中，中产与一线大城市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一国居民对幸福生活的标准，往往受他们常在电影中看到的、在朋友圈看到的、在广告中听到的影响。施加影响的群体往往是大城市中的中产群体。他们的生活，被视作“可及的幸福”的象征。
当小学课本上的家庭，从一个孩子变为了两个，这的确有示范效应。但这还远远不够，带动观念的是，《小离别》《小欢喜》《都挺好》《欢乐颂》这样的电视剧中，二孩、三孩家庭成为标配；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中产生活场景是二孩、三孩。这些形象，离不开真实的社会现实。
所以，大城市人数总量虽然不多，但却是一个观念推动的源头。
对于大城市的生育行为而言，最大的现实阻碍，就是房子。然而，公租房政策，对于解决大城市生育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真正有用的是购房政策。2020年4月，央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在《中国金融》撰文，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达到96%。生育二孩、三孩，一般来说，都是经济相对宽裕之后的选择。而且，当下中国很多居民权利与福利都与房子联系起来的，比如读书要看户口，租售并不完全能同权等。
年轻夫妻结婚之后，婚房通常不会很大，两室一厅、一室一厅。婚后，这个家庭会迎来一个小生命。这个时候父母会来帮忙带孩子，空间一下子变得狭小。如果要生育二胎，住房需求就会增加。不但是小孩子需要独立空间，祖辈帮忙孩子也需要空间。孩子在成年前的居住条件，是最起码的成长所需。
凡是贷款买过一套房，哪怕先卖掉，再购入第二套房，也会被视为第二套。可能一个基本生活所需的改善型需求，也会被视炒房，首付比例会从30%提到70%，税费也更高。
如果贷款300万，30年还清的话，利率提高10%，相当于每个月要多支出1000元。一年1万元，30年就要多支付30多万元，这实际上对生育行为形成压制，甚至大于其他包容性生育政策所提供的优惠。
更何况，首付提高到70%，如果购买一套500万的房子，这相当于要多付出200万的现金。准备生育二孩的家庭，仍然相对年轻，积蓄不多，这对于大多数准备生二孩的家庭来说，是一个短期内无法翻越的门槛。此外，还有单套面积更大，会被征收更高的契税。
所以，在二套积分、银行贷款、限购政策方面以合适方式给予推动，甚至推动大户型、低容积率住房等政策，可以真正促成大城市提高生育率。由此，一线城市树立幸福家庭的新标杆，以此观念，推动全国其他地域生育观念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