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掌握知识到熟背得分点，从培养素质到特化成考试机器，从自我提升到超级PK，这样的“过度、过头”持续了不止一个十年。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样的内卷也持续了不止一个十年。
黄冈密卷、衡水模式也持续了不止一个十年，教培行业的兴旺发达也不止一个十年。
在大家都以为这样的状态将继续天长地久下去的时候，变化来了。
俗话说，“物极必反”，那么，为什么现在必须变？
要理解背后的逻辑，请记住如下三个关键的时间节点：1982年、2000年、2019年 。
1982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它是第三波婴儿潮开始的年份，从该年开始，出生人口从2230万一路攀升至1987年的2508万、1988年的2496万的顶峰，并一直维持在2000万以上的高位直到1997年，直到2000年第三波婴儿潮尾声时人口出生降为1765万；从2001年开始，每年出生的人口数开始围绕在1600万的中枢上下波动；到了2019年，出生人数跌破了1500万大关（1465万），同年高考参加人数1031万，录取人数超过700万，录取率接近3/4，超过40%的同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
1982开始，新生人口进入了质量提升时代，而质量提升的主要载体就是教育，这体现为18年后，2000年的考生数骤升至375万，相比于1999年的288万增长了30%，高考录取人数也由160万暴增至221万，增幅高达38%，从此拉开了考生暴涨大潮的序幕，454万（2001）、510万（2002）、613万（2003）、729万（2004）、877万（2005）、950万（2006）、1010万（2007）、1050（2008），从2000到2008，考生人数火箭般的增长了180%；录取人数也从221万上升到2008年的599万，增加了171%。自2008年后，随着第三代婴儿潮的出生高峰见顶回落，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开始维持在1000万人左右，最低回落至912万（2013），直到2019年才重回1000万上方；但高考录取人数却丝毫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逐年递增，从2008的599万一直上升到2020年的730余万，相比于2000年起点时的221万，整整增加了230%。这意味着从2000年开始起飞，仅仅20年，中国就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全民化，80后已经成为充分知识化的一代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制造从农民工红利全面转向工程师红利背后的雄厚人才基础。
2000。2000年，随着第三波婴儿潮的结束，中国的新生人口中枢开始向1600万稳定，相对于1987年的2508万的顶峰足足下降了36%。这意味着，00后的新生代与他们婴儿潮一代的父母们面对着截然不同的教育环境，一方面，他们的同龄人中，将有超过2/3的伙伴会参加高考，有接近3/4的录取率，45%的同龄人能接受高等教育，对他们而言，相较他们的父辈，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个事；但与此同时的另一方面是，入学985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这形成了一个夸张的对照：更普及的高等教育和更激烈的升学竞争——并且这样的竞争随着人口中枢的下降和全民富裕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升级，内卷只是这个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的结果的第一阶段。
2019。2019年，人均GDP跨越10000美元（相对于2001年的人均GDP1000美元，整整提升了10倍）。这个军备竞赛开始从内卷走向后内卷，形成并加速着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
这个后内卷或社会负外部性造成了社会多个部分的中毒或减损：一是课外补习不仅成为整个第三波婴儿潮人口身上的一座大山，并且正在滚雪球式地越来越重越来越快，成为全社会幸福总量削减的主要推手和全社会焦虑增加的主要推手；二是降低一般家庭其他或有消费能力和消费升级能力；三是为了孩子搞“新节衣缩食”，间接拉低了“消费-就业”的循环活性，间接影响了充分就业；四是将军备竞赛升级扭曲为家庭经济实力的比拼，在一定程度向阶层固化倾斜；五是扭曲人才能力结构，课外教培的大部分并不能形成和积累有效的人力资本，反而固化了孩子们以得分为导向、以成绩论成败的零和博弈的世界观，在孩子们走向真实世界后形成了大量的失败者群体；六是课外教培强化的主体只是升学比赛的信号系统，将大量的社会和经济资源堆积在某种信号系统上而非对实质实体的加强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七是课外教培本身成为资本牟利工具，而资本的涌入和导向有意无意地加速了内卷走向后内卷。
在一个跨越了人均10000美元GDP的社会，知识工作者的贡献会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德鲁克老先生说，一个合格的知识工作者需要按企业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知识工作者要以创新为己任”，而过度的课外教培养成的是固定化的对错跑分思维，与创新为己任的成长增益思维格格不入，甚至是一种扼杀——如果放任这些负外部性增长，那么对未来核心生产力损害的后果将成为整个社会的不堪承受之重。
限制过度的课外教培，用有形之手遏制负外部性的蔓延，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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