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股市大跌之后，高层密集喊话。

近期经济条线的“四大天王”（即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央行行长易纲、证监会主席刘士余、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陆续发言，10日周六更是紧急召开“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释放利好消息。10月22日，股市实现了反弹，上证综指上涨4.09%，深证成指上涨4.89%，沪深300上涨4.32%。股市几乎创下近年最大单日上涨，夜间央行等机构更是密集发布消息。

股市是信心晴雨表

这一次，股市成为政策着眼重心。这多少有些出乎股民意料之外。股市真的这么重要吗？

股市总被认为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但更准确地说，股市更代表市场对未来的预期。10月20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在上海举行，我主持了其中的圆桌环节，与来自业界学界企业界人士讨论宏观形势。会议中，一个普遍疑问在于，虽然三季度数据较低，但前三季度经济增速高达6.7%，全年超过6.5%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不少专家还是对未来感到担心？答案可能也很简单，一言以蔽之，信心不足。

老话说信心比黄金宝贵，现实中的人并不是冰冷的机器人，而是具有凯恩斯所谓“动物精神”的芸芸众生，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企业会降低投资、居民会降低消费，目前短暂的经济疲弱就有可能演变成长期的通缩事态。2018年以来，比起任何经济指标，股市最为真切地反映了目前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的情况。

也正因此，高层喊话，聚焦于股市，其实也为了信心。一般来说，市场状况好的时候，政策新闻都是周五收市发布，本次则在周末召开紧急会议，提振市场的意图非常明显。

回看2015年的股灾，当时场外配资广泛存在，多杀多恶性循环之下，股市跌入深渊。个体层面，不少中产家庭财富湮灭，造就一批软阶层；宏观层面，股灾之后内需乏力，2015、2016年经济连续下行，迫使决策层连续寄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政策，代价可谓高昂。这一次，仓位配资不再是焦点问题，但股权质押却成为新威胁。过去数年民企融资条件恶化，股权质押成为不少企业家求助的融资方式，市场动荡之下，高达2.9万亿元的股权质押接近或者到达清盘线，一旦强行清盘卖出，不仅股市面临血洗，实体经济与金融安全都面临重大冲击。

如此，这就难怪周末召开稳定会议的急迫了。这次专题会议由刘鹤主持，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也参加。这样级别的会议，可见重视程度。

究其本质，仍旧是民企窘况毕露。前段时间，拥有“无限”资金的国资成为许多民企的“白衣骑士”，部分民企被收编，引发不少讨论。18日股市周四大跌之后，次日我在《徐瑾经济人》发布“2500点，市场到底在担心什么？”专栏，强调市场担心的实质是民企的萎靡，中国经济破解僵局必须依靠企业家。同一时间，利好民企的声音密集发声，刘鹤强调民营经济对整个经济的贡献与稳定意义，“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更加重要的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随后以“回信”形式表态，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可以说是对前段时间某些否定民营经济的言论的批驳，对民企可谓最新政治“加持”。

高层不约而同的喊话，也表示对于经济问题有了共识，认识到提振经济核心还是在于民企，没有民企的健康发展，没有企业家的信心，中国经济难以破局。

执行是关键

不过政策风向之后，如何落实是也是一个关键。

金融稳定委专题会议表示“稳中求进”的基调之后，指出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历史上积累的一些风险和矛盾正在水落石出。这意味着，无论外部的贸易战还是内部的经济放缓，在决策层已经有更多认识，态度更加务实。

会议新意之一，在于提出“在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三者”形成三角形支撑框架，这一表述应该是首次公开。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是老话，新意则在于，会议认识到没有微观主体活力的增强、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单单依靠货币政策只能赢来时间，不能带来解决。而增强微观主体活力，重点是解决民企经营环境恶化的问题，尤其是改革体制性约束，让民企有机会得到更多的金融资源。这方面会议提出了可望落到实处的8条新举措，等待后续跟进政策。会议也强调了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构成三角形支撑框架的一角。

这次高层也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最早与来自民间的新供给经济学呼声有关，2015年高层采纳之后，成为中国宏观经济中热门词，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独立研究和自发思潮的价值。当然，供给侧改革政策也面临执行中的问题，尤其在个别行业中，供给侧改革变为单纯供给侧管控，比如资源上游行业的去杠杆出现了一些粗暴行为，反而导致了民企出局的意外结果。

在2015年，供给侧大热之际，我在专栏即提到，中国经济从强调需求端走向供给端，这是一个进步。但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经济下滑，更在于此前的过多投资带来过剩产能以及债务积累情况，这是与里根时期的美国情况并不相同。因此虽然都是关注供给端，但要解决的问题却并不雷同。“如此趋势之下，提速经济恢复增长并不是第一要务，整顿以往经济弊端才能使得经济真正盘活，否则在海外经济低迷人民币外流趋势之下，中国经济或有金融震荡的风险。”

同样地，这次会议提出的新思路，落地中能否产生好效果，才是真正的关键。

政令的落实一直是老大难的问题，甚至好的立意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纠偏”一直是重要的改进方式。除了从上到下传达之外，平行的舆论监督以及从下到上的监督结合起来，才能做到全面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