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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国家的崛起机会
在当前大变局时代，各国若想崛起，则须努力改良制度与文化，使之更利于创新。一旦失策，国家便将永久性丧失最后一次崛起机会，故各国当思之、慎之。
不少人认为，一个国家即使暂时失败了，但通过努力，终究还有机会恢复过来，甚至崛起为大国。中国几千年的治乱循环、分分合合，尤其是两度被少数民族征服，却仍能重新发展至今，似乎证实了这个历史观，并使中国人在面对困局时，常能保持一种乐观态度：困难是暂时的，中国终究会恢复、发展，成功崛起。但是，“一个国家总是有机会”这种历史观在古代便不可靠，在当代更不可靠。
于此，笔者提出一个观念：在刻下的大变局时代，所有新兴国家都只有最后一次崛起机会。新兴国家包括“金砖国家”及其他所有想成为一流国家的国家。崛起是指以创新为驱动，和平发展成真正的大国（即一流国家）。一流国家目前只有美国一个。其实，本文讨论的道理还适用于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规模不大的传统发达国家，如果它们不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胜出，也很可能从二流国家跌落。
历史会给予机会，但不会永远给予机会。
古今崛起方式重大差异
要理解新兴国家为什么只有最后一次崛起机会，首先要理解古今国家崛起方式的四个重大差异。
第一，古今国家崛起的动力截然不同，古代主要靠自然因素，现代主要靠创新。
在古代，国家实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是人口和土地。只要有人有地，加上比较贤明的领导人，国家便容易崛起。经典案例如春秋时期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了吴国，成为当时的一流大国。再如，蒙古部落在铁木真带领下，很快崛起为横跨欧亚的一流大国——蒙古帝国。但是，这种崛起模式于今不可能再现。
在现代，崛起的主要动力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二者相辅相成。但是，为创新营造社会条件的难度，远远高于古代自然力积聚的难度。虽然现代国家崛起对领导人也有要求，但并非把国家崛起寄托于特定领导人（如勾践、铁木真）的具体领导（因为这种领导容易导致人在政兴、人亡政息），而是依靠社会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建立良性制度，并基于制度适宜创新的社会土壤。若无良性制度，则不可能产生持久、稳定的大规模科技创新，因而不可能实现国家崛起。
第二，商品交易全球化使得先发优势愈加巩固，并呈现企业层面赢者通吃的趋势。
有一种理论叫后发优势，但它只能局部成立。它针对跟踪阶段的中低端产业可能是有效的，但针对创新阶段的高端产业，则是无效的，而且在未来越来越不能成立。这可从商品交易全球化蕴含的趋势来理解。
古代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略相当于今日之德国、法国），除了满足少数富贵阶层的少量商品，几乎没有一种具体商品具有全国性（即能作为大众商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销售）。而在大国，具体商品更是地域性的。具体商品不是商品种类（如酒），而是某个厂家生产的商品（如泸州老窖）。例如，泸州老窖品质再好，也只能在川南销售。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所以自贡井盐的销售范围更大。这是因为在古代，交通和通讯不发达，商品运输成本高昂，所有具体商品都是地域性的。
但现代交通、通讯发展的全球化，极大地提高了运输效率和降低运输成本，使所有具体商品都既有全国性，又有全球性。不仅高附加值的具体商品，连低附加值的具体商品也是全球性的。例如，巴西和澳大利亚的矿石、中东的石油，都可以运到中国；美国的大米、小麦、猪肉、牛肉，甚至新鲜水果，也可以运到中国。至于虚拟产品的传播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将导致何种趋势？其一，以创新为基础的先发优势将愈加巩固；其二，企业会出现赢者通吃的现象，且二者相互加强。例如，某家公司生产出某种高附加值原创商品后，借助极低的运输费用，可以迅速占领全球市场，并获得高额利润；然后，该公司将部分利润投入研发，以生产更先进的商品；而更先进的商品一旦生产出来，又迅速占领全球市场，再次获得高额利润，形成“原创商品—占领全球—高额利润—增加研发—（二次）原创商品……”的良性循环，实现螺旋式增长。这就是先发优势愈加巩固。其他公司一旦落后，利润便下降，研发投入减少，导致创新能力降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衰落、倒闭。于是，企业层面出现赢者通吃的现象。进而，寡头公司现象越明显，即极少数公司垄断整个领域。例如晶片公司，以前很多，现在只剩下几家大公司。而且在未来，先发优势和赢者通吃现象都会越来越明显。
第三，超级大国可以对新兴国家的优势进行精准遏制或打击，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
在古代，情报的获取必须依赖实地考察，即便依靠间谍或内应，也是如此。所以，一个国家很难准确获取另一国的情报。例如，汉朝为了抗击匈奴，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准备了近80年，但匈奴并不清楚汉朝国力的发展情况。在人员、商品全球流通的当代，国家实力更容易被获知。例如，通过美国、德国的商品，便可大概获知其科技发达程度，情报部门则更能准确获得特定国家的实力情况。这为超级大国以精准手段来遏制新兴国家崛起提供了可能。
如果超级大国发现新兴国家某家公司具有某种可能威胁其优势的先进技术，便可采取收购、封锁、摧毁等手段进行精准遏制和打击。温和一些，则可收购而为己所用；粗暴一些，则进行技术封锁，即利用技术依赖链条，阻止新兴国家获取自己的上游技术，阻碍其发展；残酷一些，则可采取更暴力的手段将其摧毁。
第四，超级大国赢者通吃，遏制新兴国家崛起。
上述四点在国家层面表现为，超级大国可利用先发优势，促进本国良性循环的同时，对新兴国家进行精准遏制与打击，维护领先地位并尽可能避免战争，实现赢者通吃。于是，世界结构日益固化，一流国家即超级大国只能有一个，其余则是二流、三流国家。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技术创新，二流、三流国家的科技、经济等虽然也能发展，但与一流国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一流国家主要生产高端产品，二流、三流国家主要生产中低端产品。虽然二流、三流国家之间可以变动，但这种变动将越来越严重地受制于一流国家的调控。
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无论在企业层次还是国家层次，赢者通吃都不再是一种主观意图，而是一种客观趋势，大变局为赢者通吃创造了客观条件。在决定国家实力的所有因素（包括制度、文化、领土、人口、资源、存量积累等）中，制度和文化是最重要的。若制度、文化不先进，领土、资源再多也不可能获得良性、持久的发展与创新，俄罗斯便是典型例子。如果制度、文化先进，即便不具有规模优势，也能成为发达国家，如德、英、法、日等，更为典型的则是新加坡、以色列、韩国。
在当代，美国是唯一的一流国家即超级大国，它具有一流国家的所有优势，而德、英、法、日等传统发达国家则缺乏规模优势。本来，传统发达国家与美国的自然禀赋差异是确定的，但为何最近几十年，它们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美国的先发优势愈加强化。例如，从1980年到2020年，德、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33%下降到18%，此间两德还合并了；日、美GDP的比值从39%下降至24%。并且，这些二流国家与美国的差距将越来越大。所以，本文可视作对这一现象的一种宏观解释。当然，如果出现超级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一切都将改变，又当别论。
在当前大变局时代，各国若想崛起，则须努力改良制度与文化，使之更利于创新。一旦失策，国家便将永久性丧失最后一次崛起机会，故各国当思之、慎之。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指出，法治是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单一因素。中国若要崛起为创新型大国，真正健全法治民主，形成可靠预期，降低创新风险，稳健促进创新，乃是必由之路；而闭不得、乱不得、战不得，则是先决条件。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法治之下发展更是硬道理。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不少人认为，一个国家即使暂时失败了，但通过努力，终究还有机会恢复过来，甚至崛起为大国。中国几千年的治乱循环、分分合合，尤其是两度被少数民族征服，却仍能重新发展至今，似乎证实了这个历史观，并使中国人在面对困局时，常能保持一种乐观态度：困难是暂时的，中国终究会恢复、发展，成功崛起。但是，“一个国家总是有机会”这种历史观在古代便不可靠，在当代更不可靠。
于此，笔者提出一个观念：在刻下的大变局时代，所有新兴国家都只有最后一次崛起机会。新兴国家包括“金砖国家”及其他所有想成为一流国家的国家。崛起是指以创新为驱动，和平发展成真正的大国（即一流国家）。一流国家目前只有美国一个。其实，本文讨论的道理还适用于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规模不大的传统发达国家，如果它们不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胜出，也很可能从二流国家跌落。
历史会给予机会，但不会永远给予机会。
古今崛起方式重大差异
要理解新兴国家为什么只有最后一次崛起机会，首先要理解古今国家崛起方式的四个重大差异。
第一，古今国家崛起的动力截然不同，古代主要靠自然因素，现代主要靠创新。
在古代，国家实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是人口和土地。只要有人有地，加上比较贤明的领导人，国家便容易崛起。经典案例如春秋时期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了吴国，成为当时的一流大国。再如，蒙古部落在铁木真带领下，很快崛起为横跨欧亚的一流大国——蒙古帝国。但是，这种崛起模式于今不可能再现。
在现代，崛起的主要动力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二者相辅相成。但是，为创新营造社会条件的难度，远远高于古代自然力积聚的难度。虽然现代国家崛起对领导人也有要求，但并非把国家崛起寄托于特定领导人（如勾践、铁木真）的具体领导（因为这种领导容易导致人在政兴、人亡政息），而是依靠社会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建立良性制度，并基于制度适宜创新的社会土壤。若无良性制度，则不可能产生持久、稳定的大规模科技创新，因而不可能实现国家崛起。
第二，商品交易全球化使得先发优势愈加巩固，并呈现企业层面赢者通吃的趋势。
有一种理论叫后发优势，但它只能局部成立。它针对跟踪阶段的中低端产业可能是有效的，但针对创新阶段的高端产业，则是无效的，而且在未来越来越不能成立。这可从商品交易全球化蕴含的趋势来理解。
古代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略相当于今日之德国、法国），除了满足少数富贵阶层的少量商品，几乎没有一种具体商品具有全国性（即能作为大众商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销售）。而在大国，具体商品更是地域性的。具体商品不是商品种类（如酒），而是某个厂家生产的商品（如泸州老窖）。例如，泸州老窖品质再好，也只能在川南销售。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所以自贡井盐的销售范围更大。这是因为在古代，交通和通讯不发达，商品运输成本高昂，所有具体商品都是地域性的。
但现代交通、通讯发展的全球化，极大地提高了运输效率和降低运输成本，使所有具体商品都既有全国性，又有全球性。不仅高附加值的具体商品，连低附加值的具体商品也是全球性的。例如，巴西和澳大利亚的矿石、中东的石油，都可以运到中国；美国的大米、小麦、猪肉、牛肉，甚至新鲜水果，也可以运到中国。至于虚拟产品的传播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将导致何种趋势？其一，以创新为基础的先发优势将愈加巩固；其二，企业会出现赢者通吃的现象，且二者相互加强。例如，某家公司生产出某种高附加值原创商品后，借助极低的运输费用，可以迅速占领全球市场，并获得高额利润；然后，该公司将部分利润投入研发，以生产更先进的商品；而更先进的商品一旦生产出来，又迅速占领全球市场，再次获得高额利润，形成“原创商品—占领全球—高额利润—增加研发—（二次）原创商品……”的良性循环，实现螺旋式增长。这就是先发优势愈加巩固。其他公司一旦落后，利润便下降，研发投入减少，导致创新能力降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衰落、倒闭。于是，企业层面出现赢者通吃的现象。进而，寡头公司现象越明显，即极少数公司垄断整个领域。例如晶片公司，以前很多，现在只剩下几家大公司。而且在未来，先发优势和赢者通吃现象都会越来越明显。
第三，超级大国可以对新兴国家的优势进行精准遏制或打击，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
在古代，情报的获取必须依赖实地考察，即便依靠间谍或内应，也是如此。所以，一个国家很难准确获取另一国的情报。例如，汉朝为了抗击匈奴，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准备了近80年，但匈奴并不清楚汉朝国力的发展情况。在人员、商品全球流通的当代，国家实力更容易被获知。例如，通过美国、德国的商品，便可大概获知其科技发达程度，情报部门则更能准确获得特定国家的实力情况。这为超级大国以精准手段来遏制新兴国家崛起提供了可能。
如果超级大国发现新兴国家某家公司具有某种可能威胁其优势的先进技术，便可采取收购、封锁、摧毁等手段进行精准遏制和打击。温和一些，则可收购而为己所用；粗暴一些，则进行技术封锁，即利用技术依赖链条，阻止新兴国家获取自己的上游技术，阻碍其发展；残酷一些，则可采取更暴力的手段将其摧毁。
第四，超级大国赢者通吃，遏制新兴国家崛起。
上述四点在国家层面表现为，超级大国可利用先发优势，促进本国良性循环的同时，对新兴国家进行精准遏制与打击，维护领先地位并尽可能避免战争，实现赢者通吃。于是，世界结构日益固化，一流国家即超级大国只能有一个，其余则是二流、三流国家。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技术创新，二流、三流国家的科技、经济等虽然也能发展，但与一流国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一流国家主要生产高端产品，二流、三流国家主要生产中低端产品。虽然二流、三流国家之间可以变动，但这种变动将越来越严重地受制于一流国家的调控。
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无论在企业层次还是国家层次，赢者通吃都不再是一种主观意图，而是一种客观趋势，大变局为赢者通吃创造了客观条件。在决定国家实力的所有因素（包括制度、文化、领土、人口、资源、存量积累等）中，制度和文化是最重要的。若制度、文化不先进，领土、资源再多也不可能获得良性、持久的发展与创新，俄罗斯便是典型例子。如果制度、文化先进，即便不具有规模优势，也能成为发达国家，如德、英、法、日等，更为典型的则是新加坡、以色列、韩国。
在当代，美国是唯一的一流国家即超级大国，它具有一流国家的所有优势，而德、英、法、日等传统发达国家则缺乏规模优势。本来，传统发达国家与美国的自然禀赋差异是确定的，但为何最近几十年，它们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美国的先发优势愈加强化。例如，从1980年到2020年，德、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33%下降到18%，此间两德还合并了；日、美GDP的比值从39%下降至24%。并且，这些二流国家与美国的差距将越来越大。所以，本文可视作对这一现象的一种宏观解释。当然，如果出现超级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一切都将改变，又当别论。
在当前大变局时代，各国若想崛起，则须努力改良制度与文化，使之更利于创新。一旦失策，国家便将永久性丧失最后一次崛起机会，故各国当思之、慎之。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指出，法治是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单一因素。中国若要崛起为创新型大国，真正健全法治民主，形成可靠预期，降低创新风险，稳健促进创新，乃是必由之路；而闭不得、乱不得、战不得，则是先决条件。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法治之下发展更是硬道理。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